【图书馆系列·第六部】德国班贝格大教堂图书馆-金钱与艺术

2019-06-30 / 全部文章 / 90 次围观
【图书馆系列·第六部】德国班贝格大教堂图书馆-金钱与艺术

从古典时代的结束到13世纪期间,西方的拉丁文书籍基本上掌握在教会的手中。只有少数的俗人才拥有私人图书收藏。这段时期中,只有一个由俗人收藏的图书馆后来得以幸存,那就是在班贝格大教堂中由德皇亨利二世所创立的图书馆。”
【图书馆系列·第六部】
德国班贝格大教堂图书馆
老狼主
从古典时代的结束到13世纪期间,西方的拉丁文书籍基本上掌握在教会的手中。只有少数的俗人才拥有私人图书收藏。如8世纪末查理曼大帝的传记作家艾因哈德,9世纪勃艮第的赫卡德伯爵和弗里乌利的马格雷夫·埃贝哈德。当然还有查理曼大帝本人,他死后其图书馆就被拍卖,所得款项捐给了慈善事业。这段时期中,只有一个由俗人收藏的图书馆后来得以幸存,那就是在班贝格大教堂中由德皇亨利二世所创立的图书馆。
班贝格是亨利二世精心构筑的理想产物。当他于1002年登基时,班贝格只不过是一个山间要塞。十九年以后,它发展成了一个由城墙围住的城市和主教辖区,教皇本尼迪克特八世专程从罗马赶来为这儿新建的大教堂赐福。城里还有一个以圣迈克尔命名的本笃会修道院和一个圣斯蒂芬教堂。该城市缔造者想把它建成一个德国南部最主要的宗教和学术中心。为此给它定下的标准就是要“在知识上向列日大教堂的教士看齐,在宗教生活的虔敬上则不逊于希尔德斯海姆大教堂的教士。”当时的德国已经有好几个大教堂学校的存在,它们所教授的科目要比修道院学校更为广泛,因此更适合于训练贵族子弟成为教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在希尔德斯海姆接受教育的亨利本人抓住这个机会在班贝格建立了一个大教堂学校。他从列日请来一位杜兰度斯作为校长。1014年由西翁修道院院长格哈特所写的一首献题诗表明当时学校中已经有高等教育的课程,不仅教授学士课程逻辑、修辞、辩证法,还有硕士课程的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

德皇向学校提供的课本可以从中世纪的记载中推算出来。在1200年,学校校长的书单上就有整整130本书来自原有的手抄本收藏。为使学生培养良好的拉丁文风格,他选用了贺拉斯、马克罗比乌斯、奥鲁斯·格利乌斯、佩尔西乌斯的讽刺文,也许还有泰伦斯的戏剧,奥维德的《爱情艺术》,吴旻霈斯塔提乌斯的《忒拜德》,克劳狄安斯羞辱阉人欧特罗庇厄斯的诗歌,一套不完整的塞内加信札,一部4世纪的戏剧《奥鲁拉利亚》(据说跟莫里哀的《吝啬鬼》有些相似),《伊尼德》,可能还有《牧歌》,后者列在校长书单中的小标题“从古希腊文译成拉丁文的维吉尔作品”之下。学校似乎特别重视辩证法,所藏的历史书部分也很强,其中有李维《罗马史》中大约三十年历史的选段,《奥古斯塔的历史》,达利斯·弗里吉乌斯对特洛伊围城的记载,约瑟夫斯的犹太人历史厄运钟摆,还有一套中世纪编年史,维塔的圣维克托关于罗马帝国迫害非洲教会的描述,以及众多的圣徒传记。学生还可以查阅两部医学杂文集,查士尼的《法典》,两部韦格提乌斯的军事手册,以及“一部有关建筑的书”,也许是维特鲁威的作品。
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书单总共列有两百多册书,包括复本书,其中几乎有一半被保存了下来。但自从洛尔斯修道院图书馆在9世纪的藏书达到590册以后,可供流通借阅的书大大减少。残缺书的数量之多(四部格列高里的《约伯书中的伦理道德》手抄本中有三部是残缺的)则进一步说明了当时藏书环境之恶劣。
德皇向大教堂提供礼拜仪式用书时,不惜耗费巨资用极其昂贵的材料来装饰图书。现存有四部藏书是用黄金包装封皮,并嵌以珠宝,而且几乎所有这类书都有精美的彩绘插图,绝大部分都是专门为皇家雇佣的一组艺术家所画,据信他们来自康斯坦茨湖中一个小岛上的赖谢瑙修道院,或根据更新的一种说法,他们是来自特里尔城的大教堂。有一幅袖珍画表现亨利二世由基督加冕登基。在另一幅模仿古典后期作品的袖珍画中,皇帝威风凛凛地端坐在他的宝座之中,接受来自各行省的朝贡。有两本对答吟唱赞美诗,即亨利二世和库尼冈德皇后的祈祷书,是采用成双配对的精美拜占廷象牙雕板来装订的,其文本是在西翁修道院内誊抄的,可能是供皇帝、皇后陛下在迈克尔斯堡修道院的供奉仪式上所使用的红豆词简谱。

大教堂学校的图书来源极其复杂。这批图书收藏的核心部分似乎是来自亨利的两位前任,奥托二世和奥托三世的私人图书馆。并非所有的图书是靠正当途径和手段获得的。圣高尔修道院的编年史家记载,公元972年,奥托一世带着儿子到修道院中住了一些日子。在此期间,未来的奥托二世在库房中发现了一个上锁的柜子,就命令将它打开。忧心忡忡的修道院长不敢违抗他的命令,便应允了他的要求。箱子打开以后里面装满了书,亲王在挑选之后拿走了最好的书。编年史最后提到,“后来经埃克哈德[教长]的请求,他归还了其中的一部分书。”现存班贝格的一部有高卢、罗马、希伯莱和希腊等四种文本并列誊抄的赞美诗集,原是公元909年为圣高尔修道院长萨洛摩三世而誊抄的。它可能就是没有归还圣高尔修道院的那些书之一。另一部用古撒克逊语写成的9世纪基督教史诗《赫利昂德》,显然也是属于奥托家族的。
有许多书是德国南部的修道院所提供的:西翁修道院、富尔达修道院、雷根斯堡的圣埃默拉姆修道院、赖谢瑙修道院,也许还有其它修道院。后被尊为圣徒的亨利二世很受僧侣们的欢迎。当时可能主持西翁修道院誊写作坊的比博在按旨意把一部格列高里的《约伯书中的伦理道德》赠送给皇帝时,称其为“最仁慈的”和“最亲爱的皇帝”,对于自己的劳动只求得到对方的友情作为回报。而格列高里《对〈以西结书〉的评论》的匿名僧侣誊抄员则自称为:“亲爱的皇帝,您贫弱的朋友”。
即使是在处于无政府状态和被入侵的世纪中,意大利也没有完全耗尽它所收藏的古代晚期的手抄本。它的修道院中保留了许多珍稀和令人惊讶的文本。奥托家族的三位皇帝都访问过罗马。奥托二世还率军占领过南部的卡拉布里亚。亨利二世本人也率领过三次远征,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并在帕维亚和罗马受冕。许多由德皇从意大利带走的手抄本于15世纪中被波焦和其他人文主义者在德国图书馆的暗室中重新发现。有彩绘插图的教堂仪式用书被圆滑而得体地加以交换。例如在雷根斯堡修道院中为亨利二世所誊抄的《福音书》现已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在班贝格有十七部手抄本似乎是皇帝出访意大利时带回来的。其中最早的一部手抄本是6世纪杰罗姆和马赛的金纳迪乌斯著作集,该书是在意大利南部誊抄的,但也许是从罗马得到的。一部标有“原本,可供其它抄本勘误之用”的8世纪手抄本也许是属于卡西诺山修道院的,书中有最古老的卡西奥多鲁斯《论宗教文学和世俗文学》,它是中世纪图书馆员所必不可缺的工具书。书中附有作者在斯奎拉斯所建的修道院图,还附有图尔的格列高里《论星宿轨道》现存唯一完整的文本。有一组为教皇福尔摩苏斯(死于896年)辩护的独特政论文,也许是在这位不幸的教皇被后任掘墓暴尸陆雨棠,审判定罪之后不久在那不勒斯写成的。它也许是韦尔切利大教堂的主教利奥赠送给德皇奥托三世的。另一部也许是在米兰大主教阿纳尔夫任内(998—1018)誊抄的,它是将古希腊语的《亚历山大大帝传记》介绍到北欧的唯一拉丁语译文手抄本。此书被译成欧洲各国语言后,成了中世纪晚期最畅销的书之一。
有几部法语和佛兰芒语手抄本马鸿旭,似乎是对亨利二世呼吁各方赠书的回应。克吕尼的圣奥迪罗送来了他对圣保罗信札的评论,列日的鲍尔德里克主教送来了一部格列高里的圣礼论著,从朱米耶格修道院送来了有关它的修道院长菲利波特和艾卡德鲁斯,以及鲁昂大主教休的传记。还有兰斯大主教欣克玛的《圣里米传记》和圣里米修道院的里彻所著《历史》(尽管古文书专家路德维格·特劳伯认为后者原是赠送给教皇西尔威斯特二世的撒旦僵尸女,而教皇将它转赠给了奥托三世),斯塔夫洛特或马尔米迪档案的摘录,以及斯塔夫洛特的《圣雷马克鲁斯传记》,洛布斯或圣瓦斯特的编年史,还附有直至公元735年的世界历史图表。其它还有一些来自遥远的布里塔尼的图书,也许是由因北欧海盗侵扰而逃难的人带到德国来的。至少有三部手抄本是跟查理曼大帝时代的秃头查理和9世纪中期的宫廷学校校长约翰·埃里乌格纳有关。埃里乌格纳《论自然的分类》是850年以后在兰斯写的,手抄本中有他亲笔写下的评注和订正勘误。有一部彩绘插图极为精美的《圣经》(840年)来自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誊抄作坊。另一部珍贵而优雅的波伊蒂乌斯《算术》手抄本是在图尔专门为秃头查理誊抄和装饰的。与该书有关的手抄本,现存慕尼黑,原先属于雷根斯堡的圣埃默拉姆修道院,并可能是893年由阿纳尔夫皇帝所赠的秃头查理图书馆的一部分。随后不久便落入了僧侣们的手中,一个世纪以后,亨利二世又说服他们将书交给了班贝格大教堂的学校。

约在1615年邂逅香水,一位比利时耶稣会士约瑟夫·霍林对图书馆内经典作品的文本作了系统性的统计。他惊讶地发现一部10世纪后期的李维手抄本含有以前不为人所知的第33卷前17章。他第二年在罗马出版了该书的初版本。在19世纪中,这部手抄本被人跟另一部班贝格手抄本中的一张纸条联系起来。该纸条记载了公元996年由约翰·菲洛嘎索斯大主教(这位出生于希腊的大主教是皇帝母亲西奥法娜的宠信,后在一次叛乱中被捕并失明)在皮亚森扎赠送给奥托三世一批书的名单,其中提到了“两本泰特斯·李维的书”。最后到了1904年,一部5世纪安色尔字体李维(前四十年)手抄本的残页在班贝格大教堂两部手抄本和加尔默罗会修道院的一部手抄本的装订页中被发现。人们由此得出结论:奥托三世在皮亚森扎的约翰·菲洛嘎索斯那儿得到了这部安色尔字体手抄本以后便将它转抄了一份。亨利二世把原本和转抄本都送给了班贝格大教堂,而15世纪的教堂执事因不能解读前者的字体,并对该书的历史一无所知,所以将前者以书中犊皮纸的价格卖给了图书装订商。
班贝格大教堂中从未设立过誊抄作坊,但在11世纪中,手抄本似乎经常被人借走去转抄。许多大教堂藏书是在迈克尔斯堡修道院被转抄的,至少有两部手抄本,即萨拉摩修道院长四种文本的赞美诗集和昆体良的《雄辩家的培训》,是为科隆大教堂转抄的。原为班贝格学校校长的科隆大主教安诺于1064年还借走了一部卡西奥多鲁斯,可能就是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那部底本,而科隆的那部《雄辩家的培训》转抄本(现藏大英博物馆),又被转抄了两部,分别给了斯特拉斯堡修道院(现藏洛伦佐图书馆)和圣高尔修道院,接着波焦于1416年又到圣高尔来转抄了一部。就这样,班贝格的昆良体手抄本成了1470年在罗马出版的初版本的底本。
随着大学在13世纪中的发展,班贝格大教堂学校的影响仅局限于地方的范围玉佛城。古老的手抄本不再被用于教学或提供当时所需的法律和经院哲学文本,于是它们被藏进钟楼的书柜里,很少再被拿出来使用,尽管教区在1454年还拨款重新装订了几部书。唯一得到允许接触的这批书的人文主义者是布雷斯劳的约翰·赫斯。他发现了一些早期教父的论著。丢勒的朋友比尔博德·皮尔克海默也想探视这批书被拒。乌尔里克·冯赫顿从大教堂拿走了一册书没有归还。由于该书原是“用链条锁住的”,所以它肯定是唱诗班的教堂仪式用书或是保存在教堂里的早期摇篮本印刷书《万事通》。直到1784年,格肯还这样写道:“至于大教堂里是否有图书馆,我至今仍不能确定。”但是到了18世纪后期,其他的学者被允许进入大教堂,他们描述了一些手抄本的情况。当教会的财产于1803年被转为地方时,大教堂的图书馆便不复存在。四部用珠宝装饰的福音书,《赫利昂德》和其它两部书都被转到了慕尼黑,其它的书则都被并入该城市的州立图书馆,跟其它宗教团体的图书合在一起。从1969年以来,图书馆迁入了位于原大教堂广场的主教邸宅。人们现在可以在保存大教堂图书长达八个世纪的钟楼近旁,尽情地查阅亨利二世的这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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